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1871年8月14日-1908年11月14日），清朝第十一位皇帝，醇亲王奕譞与慈禧太后亲妹妹叶赫那拉·婉贞之子。同治皇帝驾崩后，年仅四岁的载湉被选定继承皇位，由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光绪虽然亲政，但实际权力把持在慈禧太后手中。光绪在位三十四年，期间爆发甲午中日战争，光绪对外主战但最终失败，之后决定戊戌变法以图强，但被袁世凯出卖后幽禁于中南海瀛台，沦为阶下之囚。1908年，光绪驾崩，终年38岁，谥号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庙号德宗，葬于清西陵（崇陵）。

人物生平

潜邸岁月

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二十八日子时，载湉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他是清宣宗道光帝之孙，其父为道光帝的第七子醇贤亲王奕譞。其母为慈禧太后之胞妹婚叶赫那拉·婉贞。婉贞与醇亲王婚后不久，就生下了奕譞的长子爱新觉罗·载瀚。母凭子贵，婉贞很快就在醇亲王府中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奕譞也更爱这个嫡福晋了。可载瀚在两周岁时，就过早地弃世了。在同治十年（1871年），她又生下了奕譞的第二个儿子载湉。

同治十三年（1874年），载湉四岁时同治帝去世，同治帝没有留下子女。并且同治帝是咸丰帝的独子，他去世后，咸丰一系也随之绝嗣。同治皇帝驾崩仅仅两个小时，事关清朝国运的紧急会议就在养心殿西暖阁按时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同治皇帝的五叔惇亲王奕誴、六叔恭亲王奕訢、七叔醇亲王奕譞、八叔钟郡王奕詥、九叔孚郡王奕譓，还有奕劻、景寿等大臣。首先有人请为同治皇帝立嗣，并且提到了溥侃、溥伦两位人选。惇亲王奕誴就反对，他说了四个字：“疏属不可”。慈禧不失时机地表示首肯说：“溥字辈无当立者。”此时军机大臣跟慈禧太后发生了争执。慈禧太后说：“此后垂帘如何？”军机大臣中有人说：“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此后军机大臣的为奕訢的儿子载澂争取机会，但是慈禧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把持朝政，在选嗣君时，亲自指定醇亲王奕譞的次子，也是自己妹妹的亲生子，过继于咸丰帝，登基为帝。慈禧话音刚落，醇亲王奕譞一声哀嚎，瘫倒在地，大哭不止。亲贵纷纷伸手相搀，但谁也拉不动。年仅四岁的载湉被选定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光绪”。

半夜时分，紫禁城的全部正门次第打开，孚郡王奕譓率领内务府官员前往宣武门内太平湖东岸的醇王府，迎接新君主载湉进宫。初六日，就是慈禧太后宣布载湉嗣承皇位的第二天，载湉由醇亲王府邸乘轿前往皇宫，进了午门，到养心殿。向两宫皇太后请安，并在大行皇帝同治帝灵前祭奠后，便“剪发成服”，入继大统，做了皇帝。初七日，载湉奉慈安太后住居在东六宫的钟粹宫，俗称慈安太后为“东太后”；奉慈禧太后住居在西六宫的长春宫，俗称慈禧太后为“西太后”。载湉住在养心殿。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实行垂帘听政。皇帝训谕称“谕旨”，皇太后训谕称“懿旨”。醇亲王王府原位于西城太平湖，载湉登位后，王府成为皇帝的潜邸（后称南府）。所以清廷另赐醇亲王王府，位于后海北沿（又称北府）。

少帝时期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日，两宫皇太后懿旨载湉在太和殿举行即位大礼，并告祭天、地、庙、社。载湉继位后，到乾清宫向同治帝御容（画像）行礼，又到钟粹宫向慈安太后行礼，再到长春宫向慈禧太后行礼，复到储秀宫向孝哲毅皇后（同治皇后）行礼。这时载湉才五岁，实际年龄只有三周岁半。二月，同治帝嘉顺皇后逝。马嘉理案发生，英国势力开始侵入西藏。英国借马嘉理案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载湉经过嗣称帝，与慈禧太后形成了“母子”关系。本来，载湉作为咸丰帝的侄子和慈禧太后外甥的双重身份已与慈禧太后是亲上加亲，慈禧太后选中载湉为帝除了有揽权的用意之外，她也是考虑到由其胞妹之子接替皇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小皇帝入宫后，离开了他的亲生父母，慈禧太后自然要对这个幼童予以关怀，据她自己对臣属说：载湉“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

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二十一日，载湉开始在毓庆宫读书。毓庆宫在东六宫东侧斋宫与奉先殿之间。师傅为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翁同龢与夏同善为同榜进士。翁同龢主要教载湉读书，夏同善主要教载湉写仿格（写字）。御前大臣教习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载湉读书很用功，慈禧太后夸赞他：“非常爱好学习，坐着、站着、躺着都在朗诵诗书。”他把读书同做国君相联系。载湉有父亲奕譞在毓庆宫照料自己读书，但君臣之礼，取代父子之情。载湉在毓庆宫的读书学习长达十余年。

光绪三年（1877年）正月，左都御史景廉被提升为军机大臣。命前藏济咙呼图克图在达赖未出世以前掌管当地的事务，并赐予“达善”名号。四月，刘锦棠攻克七克腾木、辟展，克复吐鲁番满、汉两城。然后攻克达坂及托克逊等乱匪的堡垒，安集延的乱匪帕夏自杀。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新疆的匪患被平定，匪首白彦虎逃入俄罗斯。左宗棠论功被封为二等侯，刘锦棠被封为二等男。六月，李鸿章开办滦州开平矿务局。

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日本侵占琉球群岛，改名为冲绳，并判决最后一位琉球国国王尚泰流放到东京。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命曾纪泽为出使俄国的大臣，改议条约。三月，左宗棠屯守哈密。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慈安太后逝于钟粹宫，上谥为孝贞皇后。光绪八年（1882年），载湉11岁时，增添授课内容，讲解了贺长龄、魏源所辑《皇朝经世文编》。

光绪九年（1883年）五月，法军进攻越南河内的纸桥，挑起中法战争。载湉诏李鸿章回北洋，部署海防事宜。六月，在越南的黑旗军将领刘永福与法军在河内、纸桥大战，取得纸桥大捷，击败了法军的侵略。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慈禧太后以恭亲王奕訢因循贻误罢军机大臣，家居养疾。史称“甲申易枢”。八月，法舰炮轰福建马尾造船厂挑起马尾海战。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中法战争结束。五月，懿旨勘修南、北海工程。九月，改台湾府为行省，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命醇亲王奕譞总理，节制调遣沿海水师等。

光绪十二年（1886年），载湉虚龄16岁时，即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已为成人之际，据称就已具备了“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的能力。

亲政波折

当初两宫皇太后立载湉为帝、再度垂帘听政之时，曾把听政解释为“一时权宜”之举，保证“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初十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了前面所说的话，并宣布“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表面看来，慈禧太后是在信守诺言，而实际上幼帝长大后迟早都要面对亲政的问题，慈禧太后早做预谋，目的是在无可奈何地让光绪帝亲政后她仍然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操纵清廷大权。对于她的这个用意，醇亲王奕譞是心领神会的。奕譞在两年前的“甲申易枢”中取代了恭亲王奕訢在朝廷的地位而成为慈禧太后的心腹。他在慈禧太后准备让光绪帝亲政的“懿旨”颁布后仅五天，就上奏称与各位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恳请慈禧太后“训政”，并表示皇帝“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他提出的训政模式为：“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慈禧太后顺水推舟，表示接受奕譞的训政请求。这年十月，礼亲王世铎就训政的细则奏报慈禧太后允准，其中“凡遇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一条，实质上与垂帘听政并没有什么区别。

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载湉始亲政。这与其说是光绪帝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太后通过训政的方式为其日后归政于光绪帝而铺平了一条能够长期对皇帝加以控制的通道。为了归政后更有效地控制载湉，慈禧太后把自己的内侄女都统桂祥女叶赫那拉氏给载湉做皇后，即后来的隆裕太后。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六日册封皇后，二十七日大婚。二月三日，慈禧太后归政。此时，慈禧太后没有打破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理朝政的祖宗之法，只好搬出皇宫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甘心地去让光绪帝行使皇权，而是在归政前后搞了一连串的活动，以便对亲政后的光绪帝加以控制，继续操纵清廷大权。为加强对朝廷的控制，她在文武官员的安排任命上多用对其效忠之人，以至于光绪帝亲政之时所面对的几乎尽是太后听政与训政时期的重臣。为便于把握光绪帝的动向，她决定将光绪帝读书的书房由毓庆宫改在颐和园附近的西苑，要求光绪帝每日到颐和园向她请安，亲政后的光绪帝必须将朝中大事向她“禀白而后行”。显然，慈禧太后为光绪帝亲政设置了重重路障。光绪帝的亲政历程由酝酿到开始经过了两年半多时间，并且是一波多折。但是，已长大成人且渐渐成熟的光绪帝一经正式亲政，其所作所为则是慈禧太后始料不及的。尽管慈禧太后仍不断以各种方式箝制着他，然而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帝，他总还要施展一下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拒和主战

光绪十六年（1890年），驻美公使张荫桓自美国归国。载湉急切召见，询问国外情况。后来载湉又索取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明治维新在载湉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载湉还读了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萌发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农民战争爆发，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增兵朝鲜，蓄意挑起中日战争。光绪帝及帝党成员则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认识到日本进行战争挑衅的严重性，痛感“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积极筹备抗战事宜，表示出主战的愿望。光绪帝多次下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备战守事宜，并命南洋各督抚大臣预为筹备，反对李鸿章恳求列强出面调停的做法。光绪帝于六月十三日下令派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宜，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中日朝鲜争端。在会上，翁、李二人提出备战御敌的方策，得到认可。会后第二天，与会诸臣联衔向光绪帝递上《复陈会议朝鲜事宜折》，折中采纳了翁、李的主战见解。对此，光绪帝于六月十六日再次下诏令李鸿章抓紧军事部署。但在此之前，日本早已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正当高升号轮船于六月二十三日在北洋海军“济远”、“广乙”舰护卫下运兵行至丰岛海面时，蓄谋已久的日本海军突然发动袭击，击沉“高升”号轮船，即高升号事件，悍然挑起丰岛海战，面对日本已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朝野上下要求主战御敌的呼声日趋高涨，光绪帝也毅然决定对日宣战。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清廷发布对日宣战的“上谕”。载湉认为：“日本首先挑起事端，侵略挟制朝鲜，如果导致事情很难收场，那我们自然应该出兵讨伐。”七月二十四日，他又谕示李鸿章不要贻误军机。他直接命令朝鲜牙山南路叶志超与进入朝鲜北部的清军夹击侵朝日军。他多次下令加兵筹饷，停止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但是李鸿章没有听取载湉的谕旨。在后来的战役中，中国初于牙山战役失利，继于平壤之战中战败。鸭绿江江防之战失利，日本乘势发起辽东战役，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守。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在威海卫战役中日军夺中国兵舰，中国海军覆丧殆尽。本年，中国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在日本抱着“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的宗旨，与日方草签了《马关条约》。由于该约内容苛刻，光绪帝以割地太多为由，表示对该约“不允”，拒绝签字用宝。此时，爱国官员的谏诤和举人的上书活动风起云涌，光绪帝怀着通过迁都而与日本周旋的想法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接受这唯一可行之策，结果遭到拒绝。四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孙毓汶拿着李鸿章从天津送来的和约稿本与奕訢等人共同逼迫光绪帝签字，慈禧太后在这时也指令必须批准和约，光绪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第二天“和约用宝”。四月，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1300名举子，上书都察院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接着，康有为又撰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呈递都察院。五月十一日，这份上书送到了光绪帝的手中。此时，正在为甲午丧师痛感不安、为签约用宝深怀内疚的光绪帝，亟切需要的是怎样雪耻自强之方，康有为这份上书中所详细陈述的“富国”、“养民”、“教民”、“练兵”等实施变法的具体内容，所申明的必须“及时变法”，“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的剀切之言，引起了他的共鸣，对上书“览而喜之”，立即命令再抄录副本4件，以1件呈送慈禧太后，1件留存军机待日后发交各省督抚讨论，1件存放乾清宫南窗小箧，1件存勤政殿以备随时“览观”。六月，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十月，俄、德、法三国干涉，迫使日本放弃对中国辽东半岛的主权要求。此为“三国干涉还辽”。

求变图强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沙俄诱订《中俄密约》，攫取中东铁路权，将侵略势力伸入东北三省。五月，载湉多次和慈禧太后一起亲临醇王府邸探视醇王福晋（即载湉生母）的病。醇王福晋叶赫那拉氏病逝后，载湉十一日没有上朝。慈禧太后下懿旨说：醇亲王福晋病逝，应称为皇帝亲生之母亲。六月，载湉亲自去送醇亲王福晋的灵柩出殡。光绪帝能够对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进一步加深了解并逐步确立变法的信心，与帝党官员起到的纽带作用是分不开的。他第一次展读康有为的上书时，翁同龢在场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才华。随后“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国之故，西法之良”来辅导皇上，使光绪帝眼界大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巨野教案发生，德国以此强占胶州湾，引发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参与问话的翁同龢把康有为在问话时所陈言的有关变法重要性、内容及步骤向光绪帝汇报后，光绪帝命令臣属今后对康有为递上的条陈，要即日进呈，不得阻拦或积压。于是，康有为在问话后的第五天，向光绪帝上第六书，提出了下诏定国是的要求，强调中国变法“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要义有三点：“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三曰设待诏所”。光绪帝读了这份上书后颇以为然，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二月二十日，康有为第七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光绪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为榜样，以君权厉行变法。三月二十七日，康有为等人组织了保国会，由御史李盛铎领首。守旧大臣攻击该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甚至要追究入会之人。光绪帝则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有力打击了顽固势力的气焰，支持了维新派。

四月，选派宗室王公出洋游历；载湉亲选亲王、贝勒，公以下闲散人员由宗人府保荐。召见康有为，命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颁布“定国是诏”，开始百日维新。五月，载湉诏立京师大学堂；陆军改练洋操；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试，改试策论；诏八旗两翼诸营，均以其半改习洋枪。六月，诏改定科举新章。七月，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归并其事于内阁，礼、兵、刑部兼理之。赏内阁侍读杨锐、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知府谭嗣同并加四品卿衔，参预新政。诏袁世凯来京。维新派于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汪康年为总理，梁启超为总主笔。

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北京紫禁城发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诏令，毕竟是光绪帝革旧图新决心的体现，毕竟使维新派的变法愿望得到部分实现，这就在文教上打击了旧学，提倡了新学，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政治上给人们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的权利，因而具有进步作用。新政诏令却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许多顽固大臣引慈禧太后为奥援，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绪帝放在眼里，甚至明目张胆地阻挠新政，致使光绪帝的变法诏书大多成了一纸空文。

戊戌政变

从新政诏令颁布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就预谋着对政局的控制。在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的谕令发布当天，慈禧太后又胁迫光绪帝宣布以后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须到颐和园向她谢恩。同日，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大臣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以控制京津一带的兵权。光绪帝也未一味示弱，七月十九日，他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全部革职，并对王照予以奖赏。次日，他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给四品卿衔，参加新政。

这一行为触怒了慈禧。七月二十日，载湉又任命维新派重要人物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担任四品衔章京，处理新政事宜。后来维新派又企图聘请当时已经下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担任顾问，在慈禧干涉下未能实现。与此同时又有众多利益受到侵犯的顽固势力聚集到慈禧身边，请求她出面制止变法。七月二十二日，把阻挠新政的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光绪帝的这些反击措施，进一步引起慈禧太后的忌恨，她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策划，京津一带也盛传秋季慈禧太后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将废掉光绪帝。